7301班 马开钦
个人简介：马开钦，男，1952年出生，1968年7月初中毕业，1969年1月入伍，1973年1月退伍，1973年10月进入原长征航空工业学校（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机械加工专业7301班学习，197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政治辅导员、政治理论教员，1987年3月调离航校后，先后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厅工作。1991年11月至2002年12月历任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办主任、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协副主席，区委常委。2002年12月任成都市委《先锋》杂志社总编辑。2003年12月任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2012年退休。
祝福寄语：我感恩祖国日益强大，感恩航校，感恩航校领导和老师，衷心祝愿我们的航院，随着祖国的强大而不断壮大，衷心祝愿后辈学子为建立我国强大的航空军工而不懈奋发！
1973年10月至1987年3月，我在成都航校学习、工作、生活了15个年头。虽然后来离开了航校，但每当人们提起和我默默地想起航校，心中总是充满感激和感恩，因为航校不但让我增知识，长才干，还与我的人生紧紧相连，航校有我难忘的足迹，敬佩的师长,熟悉的校园和青春的梦想.....虽然我从未写过类似文章，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但也由衷地提笔表达对母校50华诞的敬意。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地还处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打倒美帝苏修，斗私批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就如同今天的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一样，是那时全国的中心工作和主流意识。但在邓小平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总参谋长后的1973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大学入学制度由此发生了变化：在推荐和选拔的基础上，增加了极为重要的“文化考查”。
我于1968年7月初中毕业，1969年1月入伍，1973年1月退伍，正好以初中生、复原军人、回乡知青多重身份参加了这次高考。虽然数理化考得差，但由于在部队刚刚当过3年多的文书和步兵188团二营通讯报道组组长，在《人民军队报》和《宁夏日报》发表过和考题类似的文章，所以语文、政治均考得较好，总分较高。填写志愿书时，我知道有好几所大学和长征航空工业学校来县里招生，想到我虽然是初中生，但上学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怕理科跟不上大学学业，再说航空工业，多有吸引力，多牛啊。于是，我毫不犹豫和公社另外一个考生商量并经公社革委会同意交换了志愿表，让他去填报大学，我选择了与当兵与军事相关，还是航空工业的长征航校。其实这时的我，除了见过飞机，知道干军工很火，对航空工业一无所知。
虽然这次考试中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闹大到全国，进而否定了文化考试，但这一年，很多学校的实际招生程序和办法仍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后来听到我们县招生的习老师讲，因为我总分相对较高，又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回乡知青，第一自愿，所以我是我们县里第一个被航校录取的。1973年8月的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我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长征航校录取通知书，激动得我每天都处在兴奋和对航空、军工和对航校的憧憬之中，盼望和期待着早一天去学校报到。1973年10月，我提着一口自制的木箱，带着复原回来的薄军被和全家仅有的几十块钱，只身来到了成都，一下火车，就发现了耀眼的长征航空工业学校校旗和热情的老师，热血沸腾的我在欢乐的锣鼓声中成为了航校第二届，长征航校的首届学员。
长征航校座落在成都九眼桥至三瓦窑公路的中段，校大门开在学校东边角上，一条三米多宽，500米长的区间道连接到金牛区德胜公社机关（后来的武侯区桂溪公社、火车南站街道）九三公路和西南角的白药厂，西边、南边和北边是公社的片片菜地。学校大门南侧和北侧是南北走向，东西横排4层的四栋单元式“干打垒”是学生和单身教师宿舍，共用食堂兼全校大会场南北走向紧靠宿舍，一栋教学大楼和学校工厂则位于学校南边和西边，已成家的老师住在校外南边的几栋稍好些的但没有围墙，楼下就是菜地的宿舍楼里，整个学校占地四十多亩。
现在看来那时学校是很小很小，但那时就听说学校直属三机部，由1929年参加红军的正师级老干部李悟森挂帅，有一批来自北京航校的老师，还有一个能进行起落架部件批量生产的军工厂――长征机械厂，车、钳、铣、刨床一应俱全，其办学的软硬条件在四川乃至全国当属一流。长征航校的学生均来自四川省有三机部工厂或国防工厂较多的地市，初中以上学历、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且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子弟通过层层推荐，并经过学校和地方严格的政审才能被录取。在讲出身、讲成份的那个年代，个个根红苗正。面对这样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工人师傅，我们100多个学生来到久违的校园，无不沉浸在激动和航空报国的理想与现实之中。那时虽在“文革”之中，但我在航校从未看见过去屡见不鲜的“四大”，从未看见打架吵架，看到的是每天清晨的几乎无一人赖床的广播体操，看见的是整齐的课堂，听到的是张云路、黄清源、隋祥栋、洪恩等老师们如涓涓细流又行云流水般的讲课以及校办工厂里唐安庭等师傅手把手的教学。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操着标准京腔的老师们，水平咋那么高呢？他们严谨的学风，专业的学识，酣畅的口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待人风格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在这两年里，我学到了机械加工所需的数理化、金切原理、冷热处理、制图等过去闻所未闻的知识，还去420厂、132厂实习，知道了军事工业、航空工业，了解了机械加工若干种类，懂得了国家的大工业原来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哪怕是一个小厂也有那么多不同的分工和岗位。我也看到了城市和农村和军队完全不同的架构，懂得了原来自己的视野非常有限，见识是那么的浅薄，知识是那么的匮乏！航校成了我人生中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地方。
两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被宣布留在了学校。本应去航空军工厂当车工的我却一开始就被改行成了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是编制在专科，工作归属于学生科的各班班主任。我带了75届一届学员后，77年我又被调入许云道老师主持的政治教研组并继续担任班主任。
70年代末，学校从知青招工进厂和入学的年青人，普遍都只有初中、高中、中技、中专学历，国家大学大多数处在停办之中，无师可供，干部，技术人员，乃至教师是被要求也只能从工人中培养和产生。学校既已复办，就需要大量增加老师，以适应学校工作的需要，不如此学校就难以扩大规模。77年高校大规模招生恢复后，全国在职青年上大学、上夜大、读电大、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迅速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毕业后去当工人或许轻松，但是我们已经被留校工作了。留校工作，“一碗水囥一碗水”的实际情况和“工农兵学员麻袋绣花底子差”的社会差评，用现在的话来说，对我们那真是叫压力山大啊！唯一的办法只有是又拿起书本，走进大学课堂恶补。学校决定选送了一批工人和留校工作的学员去大学学习深造，在附属工厂的年轻人多被送进了西北工业大学脱产进修，而我们这些留校当着辅导员、班主任的只好加入业余自学大军。记得我走进四川大学哲学系的课堂是1979年，开始听《哲学》、《逻辑学》让我进入另一知识领域时，如坠雾里云烟，三个月后才慢慢跟上老师的讲课。1981年，国家发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法，我们几个留校生自己组织、自己凑钱，在牛艳青副校长的支持下，学校提供教室、水电，聘请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利用业余时间，在教学楼里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党政干部基础课专业》的学习班。川大老师精辟的讲解对我们理解教材帮助很大。尤其是我们学校的黄清源老师，他不是学这专业的，受邀第一次给我们讲难教难懂的《自然辩证法》，他把高深的课讲成了我们都喜欢听的课，听课的20多人，只要听完了课的，一次考试全部通过，还有几人取得了80多分的好成绩。我在第一次全国高教自考统考中也有四门课程获得了合格证书。没过多久，四川省教育厅发文对不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中专政治教师进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门课程的统一考试，考试合格方能任教，我又转向了为这个考试作准备的学习。一年的学习后，通过了这四门课的考试并正式开始了我的政治课教学工作。
在这几年里，我们处在人生最艰难的年代，学历不够适职压力大，社会舆论歧视，工作担子重，工资低，孩子刚出身，夫妻两地分居，上班单边骑车50分钟，起早贪黑，每天12－16小时忙碌，尽管如此，我们的精神一直饱满，学习热情丝毫不减，学到了不少履职必备的知识，在航校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岁月。学校从长远考虑，当教研组增加人手后，又送我去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政教系脱产系统学习。1981年9月到1983年7月，我又在川师政教系随同79级完成了后3年全部本科课程的学习并通过了全部结业考试。83年我又被学校安排到了党委宣传部，在王定金部长的领导下作理论教员，从事全校的理论宣传工作。很有可能是出于我一直没有正式大学文凭和学校培养年轻干部的考虑，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我又被学校送到了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党政干部理论班脱产学习，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一个政教专业，让我脱产学了4年，加上自学考试，资格考试，长达6年之久。航校一手把我从一个农村孩子变成了航校人，军工人，又一手把我从一个中专生变成了航校的老师。真的可以说，生我养我的是父母，启蒙的是小学、中学，磨练意志的是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人的是航校。
航校一手培养了我，我是没有理由离开航校的。党校毕业后，市委宣传部要党校推荐学员去市委宣传部工作。由于我是第三次学习政治理论专业，成绩好，还是学校宣传部理论教员，18年的年轻老党员，党校书法比赛第一名等原因，班主任推荐我，宣传部组织处的同志7次来校交涉调我，1987年3月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航校。
一个人，有了知识，本领，或许并不能平安地度过一生。在这个物欲横流，纸碎金迷的时代，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高官，也有人追求平庸。但我追求的是清雅人生，脱俗生活。在平凡的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岗位当舞台，历求做得最好，不枉人世走一回。而这种追求也是航校给我并得以强化的。
我进入航校是21岁，正是人生观形成时期，这时你的行为被认同并被强化，你将按照这样的路走下去。记得入学时，因为我当过兵，还是党员，所以被选为7301班的党小组长和团支部书记，后来又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学校要求什么我都带头执行，带头干。办专栏经常通宵达旦，挑沙石修球场总是跑在前面。当时钟连生老师当学生科科长，居发权老师当校团委书记，他们待我如兄弟，关怀备至。还有老红军李悟森老校长，牛艳青副校长一见到我，脸上总是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他们对我的尊重、态度、关心是一种认可，一种鼓励，我的行为得到长辈、领导的认可，也就暗示自己应该这样继续走下去，还要做得更好。那些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允许的，出于军工人梦想的实现和对知识、技能的饥渴，73年底我写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在学校食堂外墙的宣传栏里。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学生读书，老师讲课如同农民干活，工人做工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当学生要认真学习，支持老师教学。没想到这张大字报受到学校领导，老师和绝大数同学的纷纷赞扬。这件事告诉我，一个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都要尽可能得到大多数人们的支持，做不到的话，你还不如保持沉默，想好了再说再做。校党委、团委、学生科对我们开展学生会和学生中的共青团工作的想法、办法、措施几乎是全部支持。这种氛围也促使我要做就做得更好。应该说那时的学生会和学生中的共青团工作，为当时文革中的航校有一个无阻的教学秩序和良好的学生管理秩序是发挥了很好作用的。在我印象中，航校没有发生过学生不尊重老师、停课、逃课、学校政令在学生中行不通、学生中打架、斗殴、不文明和不礼貌的行为。还有一次，我申请举办学生书法展示活动，向财务科申请了300元经费。成功办完活动后，我拿着清单去财务科报销，看着清清楚楚的开支账单和剩下的30元钱，崔科长对我说，小马，你做得真好，搞这么大的活动，预算300块钱，还剩30退回来，做得好！这是我第一次用公家的钱办事，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财务行为是被肯定，是该做的。正是早前有过这样一些经历，在以后从政的经历中，我当过几个部门一把手，都是想方设法把单位工作做得更好，甚至做成同行中的全市全省全国一流。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在钱的问题上也要清清楚楚，不贪不占，任何时候经得起查验，做一个有用的人，清雅的人。
尽管我已退休，每次看到千亩校园的母校，总是特别高兴，我感恩祖国日益强大，感恩航校，感恩航校领导和老师，衷心祝愿我们的航院，随着祖国的强大而不断壮大，衷心祝愿后辈学子为建立我国强大的航空军工而不懈奋发！
展翅高飞（马开钦书）
（审稿：魏春霖 王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