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大学文化热”的背景考察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大学文化的研究、构建和宣传，成为我国高教界的一个持续的热点。为什么当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学文化热”？笔者认为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背景：

1、“文化时代”的呼唤

关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外在的特征和基于这些外在特征的不同概括，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化时代”，文化已成为主导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与深层动因。

从国际视野来看，全球化表面看来是经济的全球化，但其本质性的特征是不同文化的全面接触、碰撞、融会和整合。1993以来，以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标志，文化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经过对十几年世界发展脉络的考察，人们正在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新的世纪里，文化因素的确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民族之间要想真正达成了解、理解与合作，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为了在未来文化交流和世界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正在迅速地走向文化觉醒，并十分重视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谋划文化的发展和腾飞。极少数国家则大力推行文化渗透、文化扩张乃至文化霸权主义，试图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与示范作用，已经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警觉，甚至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升温。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冲击和多元文化的竞争态势下，中国在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在文化上也开始全面觉醒，并开始立足新的时代，着眼未来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认真谋划文化复兴之路。

从国内的视野来看，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新中国60发展历程，比较鲜明地呈现出三个段落特征，相应地驱动社会变革的是三种不同的力量，或者叫三架不同的引擎：从建国到70年代末基本是政治引擎驱动，坚持“政治挂帅”，整个社会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国家呈现出一派浓郁的政治氛围；改革开放头二十多年基本是经济引擎驱动，人们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意识，营造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使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新世纪以来，鉴于社会发展在诸多方面显现出文化的欠缺和文化后续支撑力的不足，加之外来文化的渗透冲击和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党和国家提出了一整套的文化发展战略，把我国社会发展推向了一个文化引擎驱动的时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成为时代的主调。一个以文化的觉醒、重构与振兴为标志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时代正在到来。

所以，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我们都处于一个“文化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必然要求处于文化发展前沿和作为整个社会文化高地的大学，作出文化上的回应。

2、中国大学的成熟及其文化使命意识的觉醒

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在中国，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以及此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由此可见，处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的大学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作用。

但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启蒙作用、榜样作用和引领示范作用。不然，我们的社会大众不可能有这么多文化价值上的迷茫和困惑，一些低俗的文化现象也不会大行其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大学自身都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大学文化，何谈发挥上述作用？为什么没有形成？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起步晚，发育还远不够成熟。第二是即使在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学也是“生于忧患、长于动乱、发育于社会转型、服务于经济发展”，生长过程中一直难以获得自主空间。从源头上来说，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忧患和国家动乱之中，要么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主导下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学习近代西方技术的器物化、功利化道路；要么是西方宗教或政治力量所创办，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中华本土文化的根脉。后来虽一度出现了大学的民族文化自觉的萌芽，却很快又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其间不是没有出现过一些有文化使命感的教育家和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大师，但在持续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大学自身生存尚难保证，这些教育家和大师学者的文化理念更无法得到很好地贯彻。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阶段，大学的发展环境仍然不利于优良大学文化的生成。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文革”，使大学被高度政治组织化，长期处于难以自主的时代漩涡之中，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大学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教授大师们沦为牛鬼蛇神，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遭批斗、靠边站，根本无法表达和实践应有的主体意识，发挥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就这样，年轻的中国大学一直被动荡的社会环境冲击着、裹挟着，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本质的思考、谋划和建构，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文化品格。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好转了，但这期间的大学承担着双重的又是特别急迫的发展压力，一方面承担着大学自身非常繁重的恢复重建和基础建设的任务；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也强烈要求大学提供具体的、直接的支持和服务，大学的办学不得不与市场经济的具体需求结合起来，忙于为经济建设提供具体服务。双重的压力使得大学仍然无暇顾及对自身本质属性和本质功能的反思，本质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第三，从高等教育内部来看，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的大学长期仿照前苏联办学模式，这种模式，在为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急需专业人才的同时，也留下了若干问题。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为社会服务的直接性，强调专业的细分化和培养目标的职业性取向，这使得大学的现实感和直接具体的社会服务意识十分突出，给定的具体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传授成为大学的主要教育方式。在这样一种办学环境中，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大程度地遮蔽了人文教育，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厚地渗透在大学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中，导致大学教育的“人文化”特征被“工具化”特点所遮蔽，大学的文化创新与传承以及“全人教育”理念长期被削弱和边缘化，结果使得本来应该为社会创造优质先进文化、探索引领社会文明进步道路、造就社会人格榜样的大学，失却了其文化高地的地位和化育社会的功能，失却了其高贵感和神圣感，混同于一般社会机构。连《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高等教育的解释都是“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的教育。”更为可怕的是，长期这样下来，我们的大学人也产生了一种固化的认识，以为历来如此便应当如此，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学的本质就应该这样。另外，由这一模式主导的院系调整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分割了大学的综合性，专门学校、单科学校的存在，使大学的学科环境趋于单一，兼容性、交叉性和人文性受到损伤，加上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或限制发展，结果使得大学的文化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院校进行了合并，也有许多理工类院校增设了不少人文社科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分割的局面，改善了大学文化生态系统，但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和新因素的影响，使得大学文化生态系统的复合程度还远远不能适应文化综合创新的要求。

值得欣慰的是，世纪之交，中国的大学人终于提出了“大学是什么？”和“大学为什么？”的问题，开启了“追寻大学之魂”的里程。一个理性反思、研究和建构中国大学文化的热潮迅速兴起。这标志着中国大学开始步入成熟，其社会文化使命意识开始全面觉醒，传承文化思想、引导文化方向、传播文化理念、整合文化冲突的自觉意识普遍增强。

3、大学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出现的大学文化热，也反映了各个大学自身建设发展的要求。当前，在强调内涵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人才培养、办学定位等逐步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时期。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彰显大学的个性与特色，成为大学的自觉追求，也成为大学生命力、竞争力、永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源泉。

从近30年来我国大学建设的时序上说，开展大学文化建设，是继加速推进的学科专业建设与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之后，第三个轮次的大学建设；从大学建设的本质上说，大学文化建设，是大学的一项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特色性建设，是大学的深层次建设。目前，有关大学文化建设和精神建构的认知与阐释、实践与建构成为大学建设的热题，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如果仍然把主要精力用于学科专业及办学规模的扩张和校园、大楼的建设，而不去认真梳理、凝练、建构、提升自己的大学文化系统，彰显、营造和广泛宣传自己独特的大学文化氛围，在未来的大学竞争和人才竞争中是要处于被动地位的。越来越多的大学正在按照大学的文化本质属性和功能，来谋划自身的发展，已经开始或者正在推进甚至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大学文化体系建构工作。

二、关于大学的本质属性

1、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性

关于大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我们曾有过很多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文革”时期把大学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大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在狭隘的市场经济观念下，有人曾因为大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强调大学的经济性、产业性；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新中国大学管理的特殊需要，大学长期以来被当作政府主管部门的下属单位，因而也有人强调大学的行政性、事业性；由于大学承担着比较重要的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因此也有人很注重大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这些归纳显然都是很偏颇的。后来，有的学者把大学的本质属性界定为学术性，认为大学是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是传授知识、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学术性是大学的永恒主题。但是，因为学术性主要地体现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授，所以它显然也不能完全涵盖大学的本质属性。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种职能，这三种职能在整个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说到底都属于文化功能。育人，本质上是以文化人，是文化的传承提升活动；科研，本质上是发现或验证新知识，是文化的创造创新活动；社会服务，就大学来说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也是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是文化的传播辐射活动。所以，大学在本质上是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大学的本质属性是文化性。大学归根结底的本质规定性就在于，通过一系列文化创造、文化传承和文化启蒙活动，把那些在“自在的”文化生存状态和活动图式中生存的个体，提升到在“自觉的”文化活动图式中自由自觉生存的状态，并使他们以自觉的文化创新去推动社会的文化进步，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从这个本质意义上来说，大学教育不应限于对某些具体的、给定的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而是通过文化教化和文化启蒙，对人的能力、素质、精神境界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提升。相应地，大学的建设，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文化建设，是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育人环境的营造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样板的打造活动。

在这里，我们要对一种貌似公允的观点加以警惕和辨析。有人把文化功能视为同“教学、研究、服务”这三大功能并列的“第四功能”，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这是模糊了本质和表象的一种错误认识，教学也罢、研究也罢、服务也罢，本质上都是文化活动。所以说，如果硬要摆布四者的关系的话，那么，文化功能是大学统摄一切具体功能的本质功能，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等，则是文化功能的具体化及其得以体现的三个基本途径。只有真正回归文化，才能深刻揭示和正确把握大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功能。

2、当前我国大学的文化缺失

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文精神滑坡，工具理性过强，价值理性过弱。

比如：人才培养规格化、模式化较强，通识化程度不够，在人才培养模式设计中讲求知识技能提高的因素更多些，讲求人格塑造与完善的人文因素、个性因素体现得不够，强调“做某种人”的职业指向性教育过多，强调“做人”的社会化、公民化和发展性、超越性的人文养成教育偏少，存在“重术轻道”的倾向，造成了教育对象人格的残缺与矮化。我们强调的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并没有真正融入教育体系，而成为了既有模式之外的一种添加剂。

再比如科学研究，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对大学科技创新的期待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我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往往本末倒置，把本来应该致力于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与开启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的活动，变成了具体的技术、项目、方法、手段的模仿、拷贝、照搬和应用。在我们的科研管理与实践中，项目化、技术化特点较强，学术化程度不够，往往更注重研究“当下急用”的问题，而不注重“暂时无用”的问题的研究，急功近利，结果导致了基础研究的不足，甚至滋生了大量的垃圾学术和学术腐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形而下的应用研究，更大的魅力在于形而上的构想性、猜想性甚至幻想性研究。历史上很多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看来是无用甚至是荒谬的，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往往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在科学研究上，我们的大学应该有等待“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鼓励人们研究暂时无用的学问的包容心。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哈佛的包容，罗尔斯怎会有那么从容的心态三易其稿去完成他的巨著《正义论》？如果没有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的包容，约翰·纳什不可能成为博弈论的脊梁；如果没有剑桥的包容，21岁就开始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斯蒂芬·霍金，或者干脆找不到工作，或者早就“病退”了，怎么可能成为又一个爱因斯坦？再说，他想的那些东西能有多高的成果转化率？能带来多大的直接经济效益？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有什么用处？

社会服务也是，我们往往更注重对应社会的具体需求来开展服务，而不是着眼于从总体上发挥对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就像宋代哲学家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致力于为社会树正义、立良心、建道德、做楷模，引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自然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他还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才是最基本的。”

从本源的意义上说，“大学”的要义，主要不在于追寻具体的、实证的知识，而是“参天尽物”的道理，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的传统教育虽然也强调“格物致知”的具体知识的形成与传授，但是，它更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经典意义上的university也是一直固守着实施人文教育的大学理想。在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经典传统综合性大学中，人文教育永远高于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生活习惯的社会主体；而坚定不移地突出人文教育也是哈佛大学的传统，是哈佛教育理念的核心。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世界著名大学的校训和办学理念中看得十分清楚。

3、大学文化缺失的普遍性原因及弥补的策略

纳入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大学文化的缺失和大学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倾向，并非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20世纪人类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胡塞尔在分析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时，提出了著名的生活世界理论。他认为，实证化的科学世界在无限发展中，遗忘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基础，从而导致了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失落。但我们都知道，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本性，追寻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人的高贵之处，也是人生的幸福所在。其实，当100多年前人类陶醉于近代科学技术的无穷力量之时，叔本华早就忧虑地感叹过：“我从人类创造的霞光中看到了生命的暮色。”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提出了一个概念：单向度的人，指的是在工业社会中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这种人成了物的奴隶，而失却了人的自觉，终日被物流物欲裹携着，一天天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和意义。我们的大学不能致力于培养这样的“工具”和“单向度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用学科及其各种应用知识在高等教育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导致大学教育的“人文化”特征被“工具化”特点所遮蔽；高等教育的现实感和直接具体的社会服务意识十分突出，给定的具体知识的传授和职业技能的训练成为大学的主要活动方式，使得它所培养的往往是“专家”，而不是“学者”，是分门别类的“专门技术人才”，而不是具有人文素养的现代社会主体。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超越工具化的教育模式，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需要我们在更高更宽的使命空间里重新审视大学的功能，需要我们在更高更宽的视野上营造大学文化，需要我们在更高更宽的理性平台上结合大学自身特点,响应时代召唤, 构建、培育和塑造理念先进、个性鲜明的大学精神。当然，正如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方式决不是要放弃或取缔科学技术一样，超越大学教育的工具化模式的基本途径也决不是要取消应用学科及其各种应用知识在大学教育中业已取得的重要地位。相反，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中，大学更不能拒斥应用学科、管理学科、工程技术学科及其各种应用知识，而是要在包容应用学科、管理学科、工程技术学科及其各种应用知识的前提下，发扬大学教育的文化本性，从而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兼顾“做人”和“做某种人”，构建一种理想的大学模式，让我们的社会成员既有健全人格，又有才华技艺。

三、关于大学文化的几个基本问题

1、大学文化的概念

何谓大学文化?目前学界对它的界定和表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大学文化这个概念作如下定义：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又对社会文化起反作用。大学文化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是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统一，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的统一，是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学校的文化品位。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大学自身条件紧密相连，同时也同大学所处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大学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大环境，会给大学文化打下统一的时代印记；不同的院校、学科类别和教育理念会给大学文化带来相应的个性差异，因此大学文化是时代共性与自身个性的统一。

2、大学文化的特点

与其他文化相比较，大学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先导性。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之树上最先感受季节变换、最先发芽开花结果的那一根枝条，大学所创造的思想、理论以及科技成果和其他文化成果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二是创新性。创新是大学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传承已知、探求未知是大学的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就是为了人类通过知识的传递和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存在的，大学的存在就意味着创新。三是综合性。众多学科汇聚于大学，可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众多学科彼此联系、交叉、渗透、综合，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知识。四是批判性。大学承担着对社会的评价和批判任务，包括对知识、观念层面的批判，对社会制度层面的批判和对社会现实层面的批判，通过社会批判对公众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五是包容性。大学应当拒绝宗派与狭隘偏见，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体现出对不同意见的接纳、包容、理解和尊重，让持有不同见解的人都能在大学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各自位置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六是超越性。大学应该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应该具有一种高贵感，鄙弃世俗权贵，既不能官场化，也不能市场化。因而大学文化应该具有超越世俗文化的特点。七是开放性。大学不应该是象牙之塔，大学文化应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紧跟时代的潮流，在反观历史的过程中融于现实生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充实自身。大学文化不能只在自身的“场”里传递能量，而要将自身积聚和创造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向外界传播与扩散。八是公共性。大学文化是致力于全人类共同福祉的，不是为个人和小集团谋利益的，大学人应该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自觉站在公共立场进行思考和言说。

3、大学文化的主要功能

大学文化是由一代代掌握最新科学文化知识的师生创造和积累的，大学不断推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成果，为社会前进提供新的文化范例。在社会文化乃至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发生重要转折和产生迫切需要时，往往由大学文化提供钥匙和出路。大学文化的功能有很多。比如对大学人群体的塑造凝聚感召功能，对社区和社会的文化引领和示范、辐射功能；对区域、民族、国家文化的凝练、提升功能；对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引进鉴别吸收融合功能，将本民族文化向其他国家民族展示、推介、宣传的功能；等等。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大学文化的主要功能包括：育人与教化功能；支撑和保证功能；示范和引导功能，等等。

4、当前我国大学文化的使命

（1）在噪音杂音中，唱响主旋律，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2）在世界文化交融中，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旗帜；

（3）在道德重构的过程中，培育和昭示社会正义与良心。

（4）在困惑迷茫的人群中，提供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的呼唤与引领。

（5）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抵御腐朽反动文化渗透和文化入侵。

（6）在推进全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创建先进文化的示范园区。

四、关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几个具体问题

1、确立一个理念：从“校园文化”走向“文化校园”

长期以来，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认识，大学文化建设被理解为课堂知识传授之外的一些添加剂和文化调料。但是，大学的本质应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事实上，那些后来在社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对大学的记忆并不是大学的课程具体教会了他什么，而是大学给了他怎样的熏陶。因此，理想的大学是一个全方位育人的文化场所，是一个学生可以在其中自主学习、自主研究、自由探索、自由读书的“大图书馆”。

要真正回归大学的文化本质，就必须走出狭隘的、表面化的校园文化建设的误区，变狭窄的“校园文化”为宽广的“文化校园”，使人文教育和文化启蒙渗透到大学的所有专业和所有层面，使大学的“课上课下”、大学的历史和现实、大学的一草一木、大学的每一建筑每一景观、大学的每一活动每一机制、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渗透着浓厚的人文教育，都培养学生的现代人文素养，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自由本质，从而建构全方位的育人文化场景，这才是一种全方位的、深层次的大学文化建设。

2、明确两个着力点：在继承和创新中构建大学文化

具体到一所大学来说，构建自己的大学文化，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寻根溯源，知来处，明来路，着力对自身的“已然”状况进行总结、凝练、继承、弘扬。大学文化包含和反映着一代代大学人对大学本身的总体认知、理想追求和实践探索。其中，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代代大学人在长期办学历史中倡导、践行、积淀、整合、提炼和升华，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自我意识，它是反映大学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特征风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既体现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办学宗旨,又体现师生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追求。大学创办时期和关键发展时期的精神因素往往为学校注入独特的生命底蕴。所以，构建大学文化、塑造大学精神，必须尊重历史，在理清大学的创建缘起和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全面挖掘和总结已经形成的文化要素，加以凝练，并怀着崇敬之心予以继承和弘扬。

二是继往开来，明大势，知使命，着力对“应然”状态进行思考、创造、灌注、培育。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不是一蹴而就、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代语境的结合中不断建构、不断创新的动态开放系统,它既反映国家、民族和本校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应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响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兼具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体现历史传承和与时俱进的有机统一，在传承与再造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所以，塑造大学精神、培育大学文化，必须面向未来，不断培育新的精神要素，赋予其新的文化品格。

3、把握四个维度：找准自身的文化定位

在我国，构建大学文化，培育大学精神应当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之内来开展？至少要把握这样四个维度：一是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维度，包括人本意识、仁德意识、经世致用意识等等，以体现中国大学的文化根脉，其中，中国古代的书院文化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文化使命和意识形态功能维度，包括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等，以体现社会主义大学的政治社会化责任；三是近现代西方大学发展规律和治理理念的维度，包括西方大学的所谓普遍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和“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社会之责任”等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代大学模式是从西方引入的，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视野；四是大学自身的维度，包括自身的历史渊源、办学历程、服务面向、区域特征等因素，以体现大学自身的特征。把握住这四个维度，我们的大学文化建设才能不狭隘、不“跑偏”。

3、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文化是一个丰富、系统的体系，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要素构成。大学文化可以分为表层文化、中介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层次结构，表现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学术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形象文化等等形态。其中精神文化是核心，制度文化是保障，环境文化是基础，学术文化是重点、行为文化是方式，形象文化是载体。他们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又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我们构建大学文化，既要注重大学精神的塑造，包括校训、校风、价值、理念、教风、学风、校旗、校歌、校徽、标识系统的凝练设计和宣传，也要从制度上予以贯彻和保证，从物态环境上予以呈现和展示，从整个知识传授和学术探求过程中予以渗透，更要在全体大学人的一切活动和日常行为上予以践行，从而突出大学精神文化的主导作用，体现大学制度文化的规范协调作用，提升大学学术文化的创新作用，发挥大学环境文化的熏陶作用，强化大学行为文化的示范作用，拓展大学形象文化的认同作用。

张世文 原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